我著急的就是人性、價值觀的墮落。在某些地方，我們在退步。

南方周末：這些年對娛樂界的大環(huán)境有怎樣的觀感？

陳道明：娛樂界有相當一批人，出發(fā)點是為了名利，當然名利也不錯，但質量是根本呀！戲好，老百姓喜歡，才有長遠的名利。

大家現(xiàn)在都搞快餐，都覺得“花無百日紅”，抓住當前的機會，走哪算哪，抓住今天的錢再想明天的事。錢現(xiàn)在成為了惟一標準。有收視率、票房，賺到了錢，就成功了。綜觀我們現(xiàn)在的文化現(xiàn)象，不管什么藝術、什么行當，都在高喊著“金錢萬歲”、“向錢沖”，我們還要不要留一席之地，給真正的本土文化留點生存空間？

南方周末：你不喜歡商業(yè)化？

陳道明：關鍵是商業(yè)化要有一個度，文化變成金錢，金錢置換文化，要有度，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藝術、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場，全部走江湖去賺錢。我在天津人藝工作過，現(xiàn)在許多文藝院團，走向市場后基本上都變成了江湖班子，說白了，耍玩藝誰耍得能吸引人，誰就能賺錢，最后賺錢成了惟一的標準。

難道所有存在價值的最高標準就是錢？那社會的德行到哪里去了？可能這個問題不是我該問的了。把張藝謀都擠到只能拍“三槍”這樣的電影了，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還在嗎？過去我們文人還講點風度，還講點知識，哪怕是虛偽的也好。現(xiàn)在金錢變成主宰，都變成既得利益者了。

我著急的就是人性、價值觀的墮落。在某些地方，我們在退步。我們不怕慢，就怕退，哪怕停著不動也行，退就不可以了，就像車不怕走，就怕停，更怕往后退，可現(xiàn)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。

不久前，我監(jiān)制電視劇《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》，片子拍得很好，到了電視臺，他們說“片子拍得很好，不用看”，但就是不肯播。我當時就說：“是不是我們的電視劇沒有殺人放火？我不賣了！”

南方周末：他們怕沒有收視率，沒有收視率就沒有廣告，沒有廣告就沒有錢。

陳道明：我就想問咱們的電視臺，全國十幾億觀眾，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戲說、惡搞、槍戰(zhàn)？那些渴求文化、渴望安靜的人不是觀眾嗎？電視臺有文化的導向功能，不能一味追求收視率，不能眼里就是錢。

我覺得現(xiàn)在沒意思，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、70年代的上進、80年代的創(chuàng)新和無畏。到了90年代，商業(yè)消費時代來了，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愈演愈烈，把文化當成商業(yè)。似乎什么都是文化，到處都在談文化，但都把它當商業(yè)的外衣。

一個甚至一批不好的電視臺會起什么樣的作用，對社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？沒人想、沒人問、沒人管，電視臺想怎么樣就怎么樣，什么收視率高就放什么，怎么能這么縱容它們呢？

而且現(xiàn)在主宰電視臺的收視率調(diào)查數(shù)字居然都是假的，調(diào)查的結果都是假的，調(diào)查標準也沒有。誰是標準？這些假收視率影響著廣告投放，影響著電視臺播放什么樣的電視劇，影響著幾億老百姓，但它的基點是假的。靠謊言賺的錢，是結構性的說謊，一個社會結構在講假話，但是沒有人處理它們。

南方周末：為什么沒有人處理？

陳道明：因為我們的文化始終沒有立法，天天靠著通知、電話、打招呼，靠這些指導性的意見、政策辦事，這政策可能今年是這樣，明年又變了。

我們經(jīng)常抽自己嘴巴，于是乎權威性越來越淡了、弱了。我記得很多年前，廣電總局明確說，主持人第一要說普通話，第二不許染頭發(fā)，現(xiàn)在照樣又沒人管了。當一個社會結構沒有權威的時候，你仔細想想這個社會是什么樣？無序，混亂，各自為政，想干嘛就干嘛。

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，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

拍戲不自在，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，所以我經(jīng)常拍完一部戲，歇一年到兩年。

南方周末：你最早是從電影《今夜有暴風雪》走進影視圈的，為什么電影代表作很少，反而是電視劇代表作很多？

陳道明：我不太認同電影和電視劇有高尚和低級之分，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，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。

我不會因為電影是膠片、是大銀幕，就看低電視劇。其實電視劇從技術角度比電影難演，一部30集的電視劇天天在播，讓觀眾不煩你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我這個人在影視行業(yè)沒有太大的夢。因為演《我的1919》得華表獎，當時我上臺發(fā)言時說了幾句話：當電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時候，我得了這個獎，我很慚愧，我希望有一天電影水漲船高的時候，我再能拿獎。其實我對獎也興趣不大，那都是演完以后的附加物。

南方周末：為什么？

陳道明：演員是我的一個職業(yè)，我當時進這行，就是為了避免上山下鄉(xiāng)，有一個正經(jīng)的城里飯碗，這個飯碗跟文化沾邊。那時候都是大鍋飯，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，一年也拍不了幾部電影，電視劇則根本沒有。

起步階段我沒有經(jīng)歷過急功近利的熏陶，所以思考問題的方式跟現(xiàn)在的演員不同，他們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競爭為主，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，我們經(jīng)歷的那個年代沒有太多功利性。

實事求是地講，演好一場戲，它不會讓我很興奮，演不好也不會讓我多沮喪，我覺得我的工作做完了，我沒有那種“有一天‘花兒不再紅’怎么辦”的想法。

南方周末：你是個早熟的孩子嗎？我采訪過的陳沖、劉曉慶、潘虹在那個時候，就已經(jīng)因為一部電影紅得發(fā)紫了。

陳道明：她們過早地裹在了名里，那時候沒有什么利。她們出名比較早，我是學話劇的，從群眾演員開始做，跑了很多年龍?zhí)祝瑳]有太多出人頭地的愿望，一是覺得自己能力有限，另外覺得出名這事離我比較遙遠。

后來走紅，也屬于命好，我沒有積極地做過一件事情，一直處于消極和被動狀態(tài)。有人找我來了，合適我演就接。尤其是這些年，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電視劇，找我來一說、兩說，到第四說我就說好吧，拍吧。

我喜歡自由自在，在不妨礙和傷害別人的情況下，我心中要自在。拍戲是不自在的，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，所以我經(jīng)常拍完一部戲，歇一年到兩年。我不接戲拍不是我要積蓄文化能量之類的，沒有那么高尚，我就是想自在。按理說應該玩命地往前走，尤其是所謂生命最成熟的時候。

南方周末：是，我們都覺得你到了黃金季節(jié)，在有限的時間段里，你應該多留一些經(jīng)典的形象。

陳道明：如果為名和利，我就要年年拍，甚至一年拍幾部戲。《圍城》之后，我就是這樣拍兩部歇一部，拍一部歇兩年。去年拍完《手機》和《唐山大地震》，今年誰找我拍戲都不接，不管誰來了都直接回絕。那些制片人問我為什么，我說就是想給自己一點空間。

隨著年齡的變化，我的人生觀有一定的轉變。我讀了那么多年的書，得出一個結論，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時，有多少時間屬于自己支配，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？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，你這一輩子活得不管是窮或富，也不管是有名還是無名，你都是最成功的。